我所知道的 抗战初期发行量最大的 爱国歌曲集《大家唱》背后的故事
我所知道的 抗战初期发行量最大的 爱国歌曲集《大家唱》背后的故事进入新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公开发行的歌集，例如《歌曲大家唱》、《幸福歌曲大家唱》《××歌曲大家唱》……这里我想问一句，大家知道“
但如果大家随我走回到抗战初期，会看见：在武汉成为抵抗日寇侵略的全国中心前后，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岁月，在我国文化界和爱国歌咏活动开展的地区，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名为《大家唱》的歌集。
《大家唱》是由我的父亲曾昭正和我的二姑夫李行夫二人出自爱国，自发收集抗日救亡歌曲并整理、编辑，组织出版的。
第一集在1937年9月25日出版。由当时身处上海“8.13”保卫战硝烟中的光未然作序，他呼吁：“今日的歌咏运动，是配合着伟大的救亡运动而产生出来的奇葩，他是救亡运动的一环。从救亡运动中产生了歌咏运动，这歌咏运动又转而掀动了就亡运动的。”
第二集1937年11月26日，出版发行，由当时在汉的冼星海作序。他兴奋地写到：“救亡歌曲能印成单行本，而且一集二集地出版，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 他激昂地指出：“救亡音乐在抗战的文化阵线是一道铁的支流……更有目的地唤起不愿怍奴隶者的内在的斗争热情……”
《大家唱》适应当时举国抵抗外敌的形势，成为当时歌咏组织和爱国团体最受欢迎的歌本，销量达到全国最大，一本难求。直到1938年下半年由当局通知“停止发行”。
除了前日我已发表的父亲就这个歌曲集出版的回忆文章外，在这里，我要围绕这个歌集给大家讲述一些我父亲经历的艰难而不屈岁月中的鲜为人知故事。
我的父亲曾昭正原是武汉大学机械系民二七级（指定于1938年毕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受当时国内形势和爱国思想影响，和同学们积极传唱救亡歌曲。又在去上海看望在《申报》图书馆工作的大姐（我大姑）曾颖明时，有幸认识和亲身受到了爱国歌咏活动家刘良模、吕冀等人的言传身教，并将大量的爱国救亡歌曲正规曲谱（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带回武汉。这里说明一句，当时因为传播手段原始，社会流传歌曲错误很多。连简谱在国内都很不普及，严重影响爱国歌曲的传播。
父亲和中文系好友李煜章（即李行夫）利用自己的音乐基础和歌喉，在武大积极推动了救爱国亡歌咏运动。但须知“救亡”二字竟是当时严厉禁止的，例如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就是明唱，蒋总裁名言是：“没有亡，谈什么救？”当局竟派出蓝衣社武装进入学校强行压制，康泽本人也数次亲临武汉大学。
直到抗战爆发前，“攘外必先安内”的无形的恐怖从未在武汉城市上空消亡，被武大学生形容为“十里洋场，一片荒漠”。其实，据父亲的同班好友（抗战中后又在昆明重聚）郭佩珊回忆，那时不要说武汉大学没有党的组织，就连武汉市都一个没有剩下！毕竟蒋某人的“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不是浪得虚名的。
直到1935年“12.9”运动在武汉的势不可挡的发展，武大才允许学生每周星期五下午在机械系大楼教室教唱爱国歌曲。
在以李厚生（李锐）、郭佩珊、范月甄等爱国学生的组织下，武大“歌咏队”在武大成立。父亲的好友潘乃斌（即潘琪，笔名先珂）、朱久思（即朱九思）等都是队员。
这里我要说到，我的父亲也充分利用了家庭资源，将我祖父曾厚诚（“通成饮食店”——即后世的老通城的前生——的老板）开办的“大智旅舍”变成了武汉爱国学生口谕的“爱国饭店”，在这里多次举行的秘密会议，并成为与北平南下学生的秘密接头地点。祖父祖母也曾主动冒险掩护学生们（详见本人《武汉沦陷前的汉口公新里》）。
爱国及歌咏活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当局的强烈关注，武汉爱国人士张文光（即光未然）、何功伟等都逃离开武汉。1937年春，当局又再次派武装特务进驻武大后。父亲竟被武大当局以“嫌疑”的罪名开除。（可笑的是，我父亲的同学中出了一大批真正的党，包括后来人民共和国的部长（大家熟知的）有李锐、潘琪、杨纯、刘西尧、郭佩珊……可当局竟然一个都没发现。）
那时候正值大批爱国学生离校，加之宪兵进驻、军训造成学生分散，进步学生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对武大当局的倒行逆施斗争的声势有限。中文系李煜章、历史系曾竹瑛（即我的二姑母曾竹恒）纷纷愤怒退学。而在武大附中读书的我叔叔曾幼诚也被校长王×岗用拐棍痛打成重伤昏迷几天退学。
以上情节详见本人《梦断珞珈》和《武汉沦陷前的汉口公新里》。以及李锐、郭佩珊、刘西尧、潘琪等人有关回忆录。
父亲被武大开除后，与同处在危险中的潘乃斌（即潘琪，笔名先珂）去了北平短暂时间躲风头。他在北平遇到了来自上海的“青年会战区服务团”，再次见到了刘良模与和与武汉有很深缘分的作曲家吕骥。父亲兴奋地参加到他们的活动中，还与他们一起到廿九军为战士们教唱。他随“战区服务团”去绥远参加了“军合歌咏大会”，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达硝烟血腥还未散去的前线。他脑中已忘掉了失学造成的失落与不快，只能装下保卫国家、消灭日寇的决心。
不久因河北局势进一步严峻，父亲怀着对民族的责任感赶回武汉，叫来了李煜章（已改名李行夫）同住在家中（汉口公新里六号），两人决心以更大的精力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父亲回到武汉没多久，“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一连串的大事发生： 8月7日，日本在汉的主要企业“日清轮船”、“泰安纱厂”以及三井、三菱洋行、公大、松本、福田等各厂均停业，日本侨民和驻军全面撤离；11日，汉口当局接管日租界；8月13日，日寇悍然进攻上海。8月20日，日本飞机首次空袭武汉。
父亲和后来成为我二姑夫的李行夫没有放过这几个月时间，夜以继日，将自己收集的大量抗日爱国歌曲认真校对，由线谱译成简谱。在当时资料来源、通信、交流都相当困难的背景下，冒着汉口盛夏的炎热，用统一的正规简谱整理、统一格式排版、编成歌集。当时曾家全家都投入进来。我二姑曾竹瑛、三姑曾竹冰担负了所有的后勤和校对，伏案抄写、复制备份。连少年嗓音都还未完全变过来的小叔（曾幼诚）都来帮忙。我祖母蒲守道没文化插不上手，就守在一边不停为他们打扇子。
我的爷爷曾厚诚也一反平日对我父亲参加爱国活动故作冷漠的姿态，不再劝阻他，而是对祖母称赞了自己子女的骨气。他决心尽自己所能支援抗战，以行动支持他们的工作。
当时祖父除了支前捐钱从不落后外，“通成”还为来店的军人免费送冰镇绿豆汤，餐费一律打折，且为伤兵免费加送一份小吃（自点）。
在民族危难下空前团结的武汉人，听闻我父亲在编辑救亡歌曲集的消息后，纷纷主动帮助他。刚被释出狱的“生活书店”经理顾一凡先生一有新歌单、歌本就主动通知我父亲，甚至送上门来。金城文具店老板姚铿还介绍来上海“教育书店”的总经理贺礼逊先生，由贺礼逊操办所有出版发行事务，筹办纸张、排版、印刷等。
市一小学的连峰云老师（沦陷后被日寇杀害）当时正在病中，不仅抱病为他们搜集提供资料，还认真核实多种不同传抄歌单的正误。一些素不相识的工人也关心着编辑的进度，主动帮忙跑腿和传递信息。
这天，他们，包括一群常来找我父亲的朋友，又争论起来。《珞珈山歌声》？《爱国歌声》？《大众歌声》？《江城歌声》？
但大家觉得，《珞珈山歌声》范围太小。《爱国歌声》太“狼”，当局会要查禁的。 《江城歌声》像是只为武汉人预备的歌集。
父亲都有些累了，父亲的二姐曾竹瑛（即我二姑，后更名曾竹恒）忽然建议：“要面对所有人，不分官兵百姓，不如就叫：大、家、唱。”她的建议让在场人齐声叫好。
就这时，父亲的好友潘乃斌[1]刚刚回到武汉，就来到公新里六号曾家（他后来很长时间合李行夫一起就住在楼下我祖父的账房内），马上投身为歌本设计了封面，并当场用火柴棍子蘸着墨汁写下“大家唱”三个字。
当时正处在“七七事变”前后，武汉地下党派王杰臣（即黄民玮，当时以汉口中央银行当电工身份潜伏）与吾父曾昭正以及李行夫等人交往，利用他二人为骨干，组织爱国群众成立了抗战期间武汉最大的群众歌咏组织“武汉业余歌咏队”。当时我祖父曾厚诚除了担任汉口总商会委员外，还被选成大智路街保安公益会（32分会）主任。歌咏队便将位于大智路韩家巷的保安三十二分会楼选为队部所在地与活动地点。
（不久“武汉业余歌咏队”因规模不断扩大，改为“武汉业余歌咏团”并派生出“三八女子歌咏队”）。
在经过当局审查删改后，《大家唱》第一集[2]将《国歌》放在最前。其他包括当时最流行、歌单转抄量最大的抗日救亡类歌曲，如聂耳的《救国进行曲》（即《义勇军进行曲》），钢鸣、孙慎的《救亡进行曲》，麦新、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不明作者的《联合歌》（即后人熟悉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前发[3]的《打回老家去》、崔巍、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光未然、闫述诗的《五月的鲜花》，陈瑜、聂耳的《毕业歌》星空体育·中国官方网站、《大路歌》，陶行知配词的《锄头歌》……，还有在军队中影响巨大的《救歌》和《流民三千万》（二首均为塞克词、冼星海曲），《只怕不抵抗》（麦新词、星海曲）星海自己词曲的《我们不怕流血》等。著名的《松花江上》在该书中用了两个歌名，因为当时很多流浪同胞都将其称为《曲》，但是当时因他们不能落实作者[4]未注出。最新的歌曲有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妇女节歌》，还收入了毓章（即李行夫）配词的《“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歌》，乃斌（即潘琪）和毓章用满江红调配词的《国庆歌》等。包括“一般歌曲”48首、“工农歌曲”（12首）、“军人歌曲”（7首）、“妇女歌曲”（6首）、“儿童歌曲”（8首）、纪念歌曲（6首），附录中包含指挥、视唱等乐理知识；
《大家唱》第一集，由父亲和李叔二人请当时处在上海“8.13”战乱中的朋友张文光（光未然）作序。光未然呼吁：“今日的歌咏运动，是配合着伟大的救亡运动而产生出来的奇葩，他是救亡运动的一环。从救亡运动中产生了歌咏运动，这歌咏运动又转而掀动了就亡运动的。”
9月25日，《大家唱》第一集以武汉大学歌咏队、武汉业余歌咏队和另一歌咏组织“武汉群声歌咏队”名义于首先在武汉书店代售初版，到1937年国庆（10月10日）向全国发行。很快在全国发行，并一册难求，求购电话书信不断，《大家唱》很快成为抗战初期发行量最大的爱国歌曲集。
此时父亲及姐弟和李行夫一起，在投身爱国歌咏活动的同时，继续编辑《大家唱》第二集。在一次冼星海到曾家写作时，征得他同意为《第二集》作序。
（详见《武汉春秋》2011-2、4期，《武汉文史资料》2012年第7期。《纵横》2013年第2期《和冼星海共同战斗的日子》）
星海在序文中兴奋地提到：“救亡歌曲能印成单行本，而且一集二集地出版，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 他激昂地指出：“救亡音乐在抗战的文化阵线是一道铁的支流……更有目的地唤起不愿怍奴隶者的内在的斗争热情……”
1937年11月26日，《大家唱》第二集发行。封底上标明的“发行所位置”，即为曾家住所“汉口大智门口公新里六号”。
《大家唱》第二集包括“一般歌曲”（23首）、“工农歌曲”（11首）、“军人歌曲”（12首）、“妇女歌曲”（5首）、“儿童歌曲”（8首）、“纪念歌曲”（6首）、“国外歌曲”（11首）、“民歌小调”（10首，其中有星海为李行夫留下手稿的《做棉衣》）。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等
拥有大批歌咏队、宣传队为基本队员的武汉“青年救国团”被强迫解散。紧接着，《大家唱》歌本的发行人、“教育书店”的贺礼逊告诉曾昭正，他已接到通知，《大家唱》要停止发行。当时《大家唱》所载歌曲，也是坊间各种歌集都兼而有之的，为何别的歌集都不禁？最后曾昭正悟出，可能是《大家唱》第二集里登载了光未然配词的《民族战争进行曲》。这首歌的原曲是当时的《苏联国歌》、也就是《国际歌》的曲谱。
1949年5月16 日，武汉解放当天，随军南下刚进武汉的李锐、潘琪、朱久思没歇脚、没卸枪就直奔到我家，除了陈述战斗友情，他们特别鼓励父亲为了新中国的解放继续出版《大家唱》。父亲响应他们的号召，迅速将自己多年收集的进步歌曲带到上海找到当年合作的贺定安，以后连续编辑了《大家唱》第3～7集，配合新中国解放和抗美援朝战争，陆续在全国出版发行。
[2] 1937年第一版《大家唱》刊登的歌曲，与目前媒体、网络所述说的出入很大。请读者以本书为准，可参考本书插入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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