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体育官网【党史人物】冼星海：“人民音乐家”
星空体育官网【党史人物】冼星海：“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905—1945），曾用名黄训、孔宇，祖籍广东番禺，出生于澳门，中国近代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和音乐教育家，享有“人民音乐家”之誉。青年时期，先后入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上海国立音乐院。1929年赴法国巴黎留学。193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的《救歌》《在太行山上》等被广为传唱。1938年赴延安，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等不朽名作，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1945年因病在莫斯科逝世。冼星海一生都在用用红色信仰谱写不朽乐章，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杰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1905年6月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因为出生在星夜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为“星海”。出生前父亲已去世，坚强的母亲带着他辛苦劳作，艰难地维持生活，也炼就了他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从小时候听母亲哼唱广东民歌起，冼星海就深深地爱上了音乐。少年时期，他秉持着对音乐的热爱，自己摸索着学了一些小提琴、乐理、作曲和指挥等知识。1924年岭南大学附中毕业后，冼星海一边选修大学的课程，一边工作贴补家用。他做过打字员、岭南大学附设华侨学校的庶务、小学音乐教员，还兼任岭南大学银乐队的指挥。虽然生活穷困、学习音乐的条件很差，但冼星海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取得了较大进步，曾获得过“南国箫手”的称号星空体育官方app下载。为了更好地学习音乐，1926年他辞别母亲，想办法进入了当时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习。但不久教育部解散了这所学校。为了继续自己的音乐学习，1927年冼星海南下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学习。在此期间，他加入进步文艺团体“南国社”，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开始思考“学音乐到底为什么”的问题。1929年暑假，冼星海因参加而失学。为了实现攀登音乐高峰的理想和抱负，他再一次辞别母亲，远赴巴黎求学。
在巴黎求学期间，冼星海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身无分文、又没有官费资助，冼星海每天为了三餐一宿、不至于饿死街头而疲于奔命，饿着肚子练琴是生活的常态。他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写道：“我曾经做过各种各样的下役，像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做过西崽（Boy），做过看守电话的佣人和其他各种被人看作下贱的跑腿……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困难都遇到过……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坚持不住，在街上瘫软下来……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辱负重”成为他当时生活的最好写照。而且，困扰他的不仅仅是三餐一宿问题，还有巴黎冬天的寒冷。在寒风刺骨的冬夜，他蜗居在四面全是玻璃、而且大多破损的狭小出租屋里，没有棉被的他只能裹紧大衣御寒，时常无法入眠。他的手指被冻得僵硬，使得练琴变得很困难。另外，在旁人看来，“冼星海并不具有学习音乐最好的资质，比如他没有聪敏的耳朵和灵活的手指，另外相对于学习提琴的最好年龄，冼星海显然是偏大了”。
但是，冼星海并不灰心，“不怕天，不怕地，只怕自己不努力”，只要有时间有力气，就会锲而不舍地练琴、学音乐。他克服诸多困难，在马思聪的介绍下向世界著名的提琴师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在奥别多菲尔的引荐下，向巴黎音乐院的加隆教授学习和声学、对位学和赋加曲。后来又跟随圣咏学院的丹第教授、昂古特教授学习作曲，向拉拜教授学习指挥。冼星海如饥似渴地学习，他的演奏技巧、音乐理论和指挥技能都迅速提高，还创作了著名的曲子《风》。《风》问世后受到音乐界的好评，冼星海的音乐才华逐渐被法国音乐界所认识。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著名教授杜卡决定收他为徒，并同意他报考巴黎音乐院。凭借优异成绩，冼星海考上了巴黎音乐院高级作曲班。入学后，冼星海专心学作曲，兼学指挥和音乐理论。经过七年艰辛努力，终于成为作曲、小提琴、指挥的优等生，地完成了学业。
1935年夏学成归国后，冼星海便开始了为发展中国新音乐而艰苦奋斗的历程。回到上海后，他遭受当局统治者的冷遇，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严酷的事实，使他很快抛弃了“脱离实际的成名成家的幻想”，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步步走上的音乐创作道路。1938年10月，冼星海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任教。当时的延安，斗争形势严峻、物质生活条件艰苦，但冼星海严格要求自己，在实践中有意识地磨炼自己。当时延安的音乐系教学设备比较简陋，对此他毫不介意，而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比如他动员大家就地取材、自制乐器，经常用高粱箭杆、树枝做指挥棒。他始终保持乐观主义精神，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撰写了大量的音乐理论文章，创作出一大批优秀音乐力作。
在延安，冼星海看到了光明的曙光，思想发生了质变，逐步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个主义者。在入党志愿书中，他向党表示了诚挚的愿望：“我希望接受党的指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并把它用来建设中国新音乐，创作大众化、民族化的中国新兴音乐。因此，我诚恳地要求加入中国党。”在申请入党的自传里，他向党宣誓：“把自己贡献给党！”、“不顾一切，为党努力和奋斗！”1939年6月14日，“鲁艺”党组织同意并批准冼星海正式加入中国党。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这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
冼星海非常重视学习，积极进行思想改造。据他的学生、著名音乐家马可回忆：“冼星海勤奋地学习，他似乎要用加倍的努力来弥补过去在这方面的不足。土纸订成的本子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新发的书籍在他不断圈点和翻阅中很快变旧了。” 1940年5月离开延安后，冼星海继续阅读了很多理论书，在他写给夫人的信中，多次谈到理论学习的事。除了学习，冼星海还积极参加开荒、种地、挖窑洞等劳动，落实同志“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号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对冼星海思想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冼星海积极参加组织生活会，虚心接受各种批评，并以这种批评作为参考，修改自己的作品。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他特别提到：“还有一种批评，给我的益处较大，那就是负责当局的关于方向的指示。譬如他们所主张的‘文化战线’，那关于音乐上民族、、大众化、科学化的方向等，给予我对新音乐建设的研究和实行问题上有很多的启示。”通过学习、实践锻炼、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冼星海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入党后，冼星海虔诚地实践着自己的誓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忘我地为党工作。他在延安约一年半的时间里，除了抓紧可利用的时间继续谱写尚未完成的《民族解放交响乐》之外，还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等歌曲。尤其令人瞩目的是，1939年冼星海与诗人光未然（张光年）合作谱写了《黄河大合唱》，此作品被称为中国抗战音乐里程碑式的划时代巨著。1939年5月被任命为鲁艺音乐系主任后，冼星海更是不遗余力地工作，为培养抗战音乐干部、建设新音乐队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0年8月在西安时，四川某大学打来电报，许以180元的月薪，聘请冼星海去任教。当时冼星海在鲁艺的月薪才15元，两者相比，整整高出12倍，然而遭到冼星海断然拒绝，他慨然表示：“我不是用钱买得动的，艺术家有他自己的人格，也有阶级性和党派性的。我是不容易被人动摇的。” 这体现了冼星海对党的事业的高度忠诚和坚定的立场。
羁留苏联期间，在贫病交加、艰难困苦中，他也从不懈怠，“没有一天停过自己的笔”，为党努力工作，创作了《后方》《牧马词》《敕勒歌》《满江红》等作品，最终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的创作。在这些作品里，他无情地鞭挞法西斯主义，满腔热忱地讴歌祖国和苏联的事业，颂扬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表达了对神圣的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在《民族解放交响乐》的扉页上，冼星海写到：“此作品献给伟大的中国党，党中央委员会和光荣的领袖同志”，表达了深厚的爱党之情。
冼星海有很强的群众观念。他出身贫苦，青年时期坎坷艰难的求学经历、在异国他乡的流浪生涯，使他始终同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更加广泛深入地接近工农民众，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写道：“我喜欢接近学生，尤其喜欢接近工人、农民……他们对我的作品表示欢迎，我从他们的喜怒里，尤其劳动的呼喊、抗争里吸收新的力量到作品里来……而尤其觉得高兴的，是我的作品那时已找到了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们的感情。”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中，也深刻地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浓厚感情：“我常常感到民众的力量最伟大，民众对音乐的需要，尤其在战时，那使我不能不忍痛地离开你而站立在民众当中。他们热烈地爱着我，而我也热烈地爱护他们。”经过延安时期斗争的洗礼，他更加牢固地确立了群众观念，他表示：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不懈地奋斗。
音乐创作中，冼星海不懈追求音乐的大众化。他强调音乐家不仅要在思想感情上坚定地和人民站在一起，而且要在音乐题材和体裁上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战斗要求。工农大众和群众始终是他音乐创作的中心和基本对象。他创作了许多表现工农群众劳动生活的作品，如《顶硬上》《二月里来》《拉犁歌》《搬夫曲》《起重曲》《抬土歌》和《路是我们开》等等，这些作品不仅刻画了劳动群众在劳动生活中的沉着坚毅形象，而且表现了他们在当时斗争中的积极乐观情绪，起到了反映社会现实、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在创作技巧上，冼星海特别注重运用老百姓熟悉并易于产生共鸣的音乐语言和表现形式，以便于人民理解和传唱。他强调：“大众化的音乐，它必须为大众所接受和把握，因此要简单，同时要懂得大众的心理。”他大量广泛借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民歌小调、曲艺、戏曲和器乐，来表现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使其作品更加通俗易懂、贴近大众。例如，《生产大合唱》以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以及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民间音乐风味的曲调，生动地表现了解放区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抗战斗争的画面。正是由于冼星海采用了这些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创作方法和形式，将其作品的时代性、民族性和人民性深刻而又自然地展现出来，所以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和喜爱。同志称他为“人民音乐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1935年学成归国后，冼星海积极投身于众多爱国音乐人发起的“新音乐运动”，对“新兴音乐”进行了深入探索。他在西方接受了正规而传统的音乐教育，但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却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中国音乐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坚持不懈地探讨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他认真地向民间音乐学习，并努力掌握它们在形式、结构、单调、调式等方面的特点，同时又深入挖掘蕴藏在民间音乐中的民族精神和气质，对于被一些音乐家所轻视、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打击乐、二胡、琵琶、笛子等乐器，冼星海都在《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作品中大胆地尝试使用。他善于吸收幅员辽阔的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使其旋律既有北方的高亢、苍凉和大气，又有南方的秀美、婉约和流畅。他以满腔热情研究民族音乐、民间歌谣，同时站在世界音乐的高度，注重参考运用西方音乐的成果创新中国音乐形式，来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和新的思想内容，如他创作的《太行山上》《黄河怨》《到敌人后方去》《黄河之恋》，都是非常出色的“洋为中用”的范例。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探索中国音乐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为的音乐艺术开辟了融合中西、贯通雅俗的新道路。
为了创作出好音乐，冼星海注重学习吸收各种知识。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十分珍惜各种学习机会，不知疲倦、如饥似渴地学习音乐知识和前人的经验，阅读各种书籍。他在“创作札记”里写道：“作曲的道路是远无天涯的，我得忍耐专心去学习和努力。”据当年岭南大学的同学回忆：冼星海喜欢文学，特别请人教他中国诗词，并研究过美术和书法。冼星海曾说：一个学音乐的人，单做演奏者是不行的，他必须能够作曲谱和歌词，要写歌词，就必须懂得中国诗了。退一步，要欣赏理解别人的歌词，诗的修养也是必要的。为了搜集民歌、汲取民歌的营养，他还学习当地的语言，熟悉当地民间的生活。在延安时期，他努力加强理论修养，尤其是马列主义艺术理论的修养，他说：“假如你不弄通马列主义，你的艺术造就是有限的。”通过学习，他“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从而正确地解决了“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为了表现作品的思想性，他会收集大量的资料、学习各种知识。据他的“创作札记”记载，为了写好《民族解放交响乐》，他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学习中国历史，摘记祖国历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史实，对当朝的无能、割地赔款的耻辱史做了统计，还记录了历代农民群起反抗的动人事迹。1940年9月，冼星海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还说：“我们学识实在不够……因此我们更要努力学习，学习而又学习”，由此可见，他对艺术的追求与热爱从未止步。
冼星海有着炽热的爱国思想。巴黎求学期间，他心系祖国，思念家乡，当他观看法国人民在国庆节时，想起了自己的祖国，他“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思考了应该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问题”。当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图片时，他的民族自尊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更坚定了他回国报效祖国的决心。巴黎时期冼星海的音乐作品，不论是器乐还是声乐作品，都蕴含着对祖国的思恋和海外游子的乡愁，表达了他对祖国的关注和赤诚之心。1935年毕业后，以冼星海的成绩完全可以留在法国优越的工作环境中，从事条件良好的工作，享受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他婉言谢绝了巴黎同行和友人的盛情挽留，毅然决然地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当冼星海回到祖国，当时祖国的现状和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大大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感，他说：“我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播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 1937年12月，冼星海在武汉给母亲写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别了，亲爱的妈妈，祖国的孩子们不愿忍受做没有祖国的孩子的耻辱，让那青春的战斗的力量支持那有数千年文化的祖国。我们在祖国养育之下正如在母胎哺养一样，为着要生存，我们就得一起努力，去保卫那比自己母亲更伟大的祖国。”冼星海依恋他的妈妈，但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选择要“去保卫比母亲更伟大的祖国”。冼星海来到延安后，他的爱国热情在新环境影响下更加高涨起来，此后创作的音乐作品都散发着浓浓的爱国情，成为一名具有情操的音乐家。他的创作始终将祖国和人民放在首位，他疾呼：“让我们在抗战艰苦过程中锻炼我们的新音乐吧！让我们更自由地歌唱新中国吧！”
冼星海以音乐为枪，为抗日救亡发出怒吼。1936年1月，冼星海受“一二·九”运动的鼓舞，为上海爱国学生谱写了歌曲——《战歌》。这是冼星海回国以后创作的第一首救亡歌曲。此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日益高涨，冼星海将其艺术生命完全融入民族解放斗争中，其所有创作几乎都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主题来进行。据统计，在其艺术生涯的最后10年所创作的200多部各类音乐作品中，抗日救亡题材的占90%以上。其中，著名的代表作有《救歌》《大刀进行曲》《只怕不抵抗》《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九一八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等。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颂歌《黄河大合唱》，一经上演，即轰动了延安，继而传遍中国，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的热情。1939年5月，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观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歌声一停，站起来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好！”还特意单独接见了冼星海，勉励他为人民谱写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周恩来则挥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冼星海不但致力于创作活动，还以极大的热情开展救亡歌咏活动。从法国回到上海不久，他就到群众中去教歌、组织歌咏队，免费为上海文化界、话剧界和音乐界的左翼人士配曲、配音。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冼星海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随队到南京、徐州、开封、洛阳、郑州、武汉等地演出，宣传抗日。他们除了在剧场演出外，还走上了街头，深入到乡村、学校、部队、厂矿，不仅传播救亡歌声，播洒抗战音乐火种，还帮助当地组织起了众多的歌咏团体，使抗日歌咏活动如火如荼。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签署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第三厅的领导下，冼星海等又在武汉组织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开展抗战宣传周活动，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群众抗战歌咏火炬，掀起了当时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他说：“我们要利用救亡音乐像一件锐利的武器一样，在斗争中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冼星海是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发展者和传播者，从精神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冼星海始终保持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克服艰苦的物质条件、音乐器材的贫乏、身体营养不良甚至病痛等因素的困扰，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中国的音乐事业无私奉献。他曾说：“一个音乐工作者要为他终身的音乐事业、音乐工作奋斗到底，直到他离开世界。”他也的确做到了。1938年春在国共合作的军委部第三厅工作期间，冼星海投入到发动抗战歌咏热潮的紧张战斗中，“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与同志们一起，发动组织了一百多个抗战歌咏团体，热心地对各团体进行辅导”。到延安后，在党中央的关怀培养下，冼星海更加以昂扬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这期间，他不仅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讲授作曲法、自由作曲、指挥法与实习、曲体解剖等课程，还要担负筹备、指导晚会的工作，并担任指挥，而延安的晚会是很多的，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另外他又受邀到烽火剧团、“抗大”“女大”等团体授课，到一些机关单位去教唱歌。所以，冼星海白天给鲁艺的学生们上课，晚上则兼任很多教歌的工作，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很紧张。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与学生谈话而忘了吃饭是常事，他总是说：“多花费些时间帮助同学们，比自己多吃点饭要好得多。”有时他甚至忍着病痛，热心地辅导同学，自己不能写，就让同学们边听边记。在没有多少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冼星海还完成了一系列教材、论著的撰写，为党的音乐理论建设做了重大贡献。除了上述工作，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创作了大量高质量的音乐作品，包括六部大合唱、两部歌剧（一部未定稿）、一部交响乐、几十首歌曲。在延安一年多的时间内，冼星海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绩、做出了如此突出的贡献，如果不是对工作充满无比热爱之情、没有旺盛的斗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离开延安之后，冼星海无论滞留西安、还是在苏联、蒙古等地，他依然关注祖国的和斗争，为发展中国新音乐而努力工作。在远赴苏联之际，冼星海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为着工作，我应当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把一切力量放在工作上。”滞留国外期间，无论在战争环境、缺乏安定的创作条件下，还是在饥寒交迫、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冼星海都积极学习吸收苏联、蒙古音乐的技巧和经验，不停顿地进行音乐创作，继续攀登音乐高峰，并继续以音乐作为武器，声援中国人民抗战和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长期的营养不良和超负荷的工作令冼星海的身体异常疲弱，1944年底他再次病倒了，但在病榻上他依然不辍创作。他在写给苏联作曲家格里艾乐的信中说：“我在病中完成了《中国狂想曲》和六十首中国歌曲。在此间创作一直没有丧失。”冼星海顽强地与病痛作斗争，只要生命不息，他便不停下手中的笔。在接受医院抢救的日子里，冼星海对未来依然充满信心，他说：“我还想再活三十年，为了我的音乐能表现出中国人民所应当做的一切。”但被劳瘁所伤的病体已无法支撑他的理想，带着对祖国和亲人的眷恋和对未竟事业的遗憾，年仅40岁的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同志亲笔题写挽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表达了对他的深切悼念。
冼星海曾在一封家书里深情写道：“在这大时代里，我们要把自己所能的贡献给民族，一切献给党，不要时常挂念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正如这封家书所言，冼星海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民族音乐事业。他的一生虽然只有短暂的40年，可他的高尚品格、崇高精神和他的音乐作品一样，却是伟大的、永恒的，永远激励着人们不断奋勇向前！
